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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
参加革命1939年八九月间，我和哥哥一起，在坊庄乡于庄村参加了故城县抗日县政府工作。那年我才十四岁，身材瘦小。领导见我年幼体弱，就把我分配到行政科(后改为民政科)当勤务员。
当时，郑口镇和故城城关由日本鬼子占着，田村、白佛寺、马村等村则驻有石友三、孙良诚等国民党的杂牌军。我们的抗日县政府基本上集体活动，生活、工作比较有规律。有时在一 个村能驻十天半月的。我们这些勤杂员一般早起跑步、学文化、唱歌,执行勤务主要是传递信件和照顾首长的生活。物质生活很苦，主要吃小米饭、喝菜汤，遇有节日才吃顿馒头、猪肉粉条豆腐菜。打饭时只要哨一吹，勤务员们拿着碗筷,排好队唱个歌,再吃饭。上级要求从吹哨到吃完饭不要超过20分钟，争取15分钟。
时间.不长，北獐鹿安上了日寇据点，环境恶化，政府就不再集体活动我记得在这一段时间曾 和国民党石友三部驻故城县境内的军队搞过一次联欢，地点在元西乡前崔庄张家大院里。国民党方面来的人都骑着马，会餐时吃的馒头和大碗猪肉。开会前有抗日政府干部周朝华领着唱《统-战线歌》， 歌词是:“国民党, 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要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胡子寿县长讲了话，国民党来的代表也讲了话。最后，五专署代表陈登昆主任也讲了话。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胡和道部和我们的磨擦一步-步升级，甚至把抗日县长胡子寿也扣起来进行人格侮辱。同时还把我们抗日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扣起来，有的甚至被暗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还击，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1940年初，抗日形势越来越残酷,县政府决定让我们暂时隐蔽，等形势好转了再回来。因我的家乡驻有石友三的部队，这次回家不敢久住，通过本村的徐连营介绍，我参加了当地游击队(也叫基千队)，主要活动在枣强大营以北和故城县交界的地带，所以有人也叫我们“营北游击队”。那时打过几次小战斗。北大屯日本鬼子到王家洼抢东西回来，游击队在马坊村西南、恩察村北打了埋伏。因敌人多，我们打了一阵未敢追击就撤了。还在崔母张村打过白佛寺出来的敌人。这些敌人被围以后，光想冲出去，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为了震慑敌人，队长刘奎银自称是八路军正规部队，是一二九师东纵二团一个营长，站到一处高房上对敌人进行政策教育。敌人很顽固，认为白佛寺据点的敌人会来接应他们。刘队这时也考虑到如果敌人真的来增援，我们20多个人恐怕不行。于是就提出条件，让敌人把枪放下，人可以走。敌人说:“不行， 我们回去了也是死，如果给我们留-条活路，可以把子弹给你们留下。”正在这时，侦察员跑来报告说:“白佛寺的敌人出来了!”刘队长就接受了伪军的要求，让他们往这边扔子弹。-一个战士开玩笑说:有香烟吗?有的伪军真扔了纸烟。结果这个战士事后受到队长的严厉批评。
不久，白佛寺据点的敌人和我们的哨兵接上了火，我们迅速转移到小堤村驻防。游击队于1940年下半年过渡到正规军(当时枣强县把各区游击队组织成-个独立营)编为冀南九旅二十七团一营二连，编到二十七团的共有200人左右。那时我们武器少，没经验，在武邑县吕疃一次激烈的遭遇战中，100多位同志或血洒疆场，或失去联系，最后只剩下16人，我是幸存者之一。
不久，我由二连调到营部通信班当通信员，后来任副班长。二十七团虽然是正规军,但活动范围始终在德石铁路两侧几个县，主要在故城县北部一带。
后来，我团又改称为冀南五军分区基千团。两次负伤1941年至1942年，故城县处于最残酷的时期，我营从1941年1月1日至4月3日参加大小战斗43次，消灭大量敌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1941年上半年战斗中，我两次负伤。第一次是在这年的二三月份，地点在东高才村西南。我团头-天晚上由冀县瓦窑出发，经过-夜的急行军，黎明赶到枣强县唐林附近吴庄一带。我们自西向东行走时，过了枣强通大营的公路以后发现敌人跟踪而来。到吴庄村时我们还没停下脚，就发现敌人已经包围.上来。战斗打响后，团首长命令一营和团直属队往东撤，二营打掩护。同时发现南、西、北三面的敌人也围上来了。当我们营撤到邵府村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远者百米，近者几十米，清晰可见。在紧急情况下，团首长命令-营长带一个排走三郎街里，其余沿清凉江心(清凉江千涸无水)往南撤，我跟营长走街里一路。 当我们刚出街时，一部分敌人从三朗街里冲出来，追赶我们。后来才知道敌人把北獐鹿和董故庄的伪军调到三朗街里打埋伏，妄想把我们全部消灭。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马并未进街，敌人未敢动手。当我们到三朗镇南韩庄村时已经中午12点多了。营长叫我到韩庄西头一位老百姓家搞点吃的。进门后给这家群众讲明来意，给了我四个饼子、两块红薯,几个人分着吃了。敌人在我们的后面紧追不放,到西高才时又发现白佛寺的敌人从饮马河冲出来了。我们又从西高才往东高才撤，到了东高才，看到各处敌人都向我们冲来。团首长和营长-商量说:“ 共产党员往这边站。”这时，我记得站到这边的总支书记熊飞、二营八连的-个排长、二连九排长，还有一-名 营部通信员姓李，其他人记不清了。在这一刹那间，一位排长中弹牺牲了，通信员也挂了花，我左手也被打伤了。营长命令赶快撤退，保存实力。当我们退到烧盆屯时，天突然刮起了大风，对面看不见人，敌我之间也无法辨认。敌人不敢进攻了。我们马上集合,队伍向着饶阳店方向出发了。当天晚上住到大营南崔湖村。
第二次负伤是在枣强与故城交界处大师友一带。这一次我们主要任务是伏击敌人的“扫荡”部队。这次“扫荡”有鬼子1000余人，皇协军600余人，共计1600多人，他们由德州出发对景县、故城、枣强进行拉网式搜索。当时，我方部队有骑兵.团，还有冀南军区警卫营和我团。从情况来看,敌人是想合击军区警卫营。因此，上级命令我们撤到大师友去打敌人的侧面。当敌人进人我们的伏击圈后，首长命令一声“打”， 机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敌人伤亡30多人，急忙缩回,集中炮火向我们的阵地疯狂轰击，一个炮弹坑连落了9发炮弹。当时，我头部和脸部四处受伤，并掉了两颗门牙。营长的腿也被炸断了，他不顾个人安危，问我:“你能走吗?” 我说:“能走。” 他又说:“快往下撤!”我往后走了二三十步，又一颗炮弹在眼前炸响,结果我腿部三处受伤，左腿骨折，右腿断筋。住院半年痊愈后，定为-二等甲级残废。
1939年冬，县政府在三郎村附近韩庄驻防时，我正在患重感染。因敌人突袭，政府匆匆转移。我的病仍然很重,无法随军行动。这时房东大哥说什么也不叫我走，掩护我住在他家。这家男主人是做挂面的，女主人是哑巴。他们把热炕让给我住，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我下挂面荷包鸡蛋，请医生煎药。等我病好后才送我归部队。
抗日战争时期，我被日本鬼子汉奸堵到村里六次，都是在群众掩护下脱了险，其中两次是在故城县境内。
第一次，是在青罕附近的孝子村。当时我在冀中冀南联络站当交通员，冀中军区有-紧急文件,命令我迅速传送冀南军区。当时，这个联络站设在冀南冀中连界的阜城( 当时叫阜东县)、交河(当时叫献交县)一带。接到任务后，我日夜兼程。当走到北獐鹿据点北边王庄村时已夜间八九点钟，村长王殿陛同志(后任故城县委副书记)连忙安排食宿。我刚吃罢饭，王殿陘从外面回来对我说:“北獐鹿据点增加敌人了，明天对这一-带 进行‘扫荡’。”这时我怕出了差错，决定立即转移。
当赶到大月庄村时，见一家还亮着灯，叫开门了解-一下情况后又继续往郑口方向奔。走到孝子村(记不得哪个孝子)天已经大亮，再也不能前进了，见村北面一家已开了门，就走进去，说明了身份。房东老人急忙说:“你先坐下等一等。” 当时他十分紧张，可是又不忍说不行，只是说这个地方离郑口和青罕据点太近不安全。接着给我端上饭，吃着饭又说:“这院不保险，你还是到西院去吧。”说着把我领到西院南房屋。看样子是刚结婚的屋。我睡下不大工夫，郑口的伪军果然来到了，就在他东院吃饭。在伪军们吃饭时，房东跑来告诉我说:“千万别出去， 伪军走了再出来。”大约在下午三四点钟以后，敌人才集合开走。傍晚，房东重新给我做了饭，才护送我安全离开，并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惜的是我只记得房东姓刘，名字记不清了。
第二次约在1944年秋，当时我负责运河以东六地委领导的高唐、恩县、夏津、平原几个县的书信来往和文件传递。辛堤的韩九心同志家是我们交通站的联络点。我由大营南油固村出发,天明赶到辛堤韩九心同志家。吃早饭的时候，他听说鬼子的河防队今天要来，有可能在这里吃饭。因九心同志家紧靠运河，他又说:“要是他们来了你可别怕，由我应酬。”半夜我正在熟睡时,他进屋把我推醒，对我说:“ 日伪军已经来了，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需要放吗?”我说:“ 没有。”他说:“ 你要沉住气。他们要是到屋里碰上，就说是外村亲戚来帮忙的。”正说着，日伪军进院了。我的心情有些紧张。九心把他们让到北屋，一面说话,一面介绍情况。刹那间听着胡同里有鸡叫声，他们去抓鸡、熬鸡汤。吃过午饭两点多钟匆匆开走了。这样，在群众掩护下，我又一次转危为安。
以上只是我个人有惊无险的两次经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县不知有多少群众，为了掩护革命干部，冒死忘生，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吊在树上、梁头上，用火筷子烫也不开口。如今我已年迈离休，回顾那一段艰难岁月，特别是军民间的鱼水深情,心头仍然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