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岸堤古柳考》 叶景涛

在今天故城县城郑口镇毗邻的古运河拐弯处的河岸上，有一片古柳树。这 片古柳树，成为古运河的历史见证。也成为“运河申遗”的唯一古柳林。这片 古柳树的来历，还得从故城人民用智慧防御洪水，创建文化遗产“龙尾塢”说 起。

大运河，从元明时起，才开始畅通。所谓畅通，就是将自流的卫河挖深开 宽，适于行船。河在地面上行流，没有任何防范洪水的措施。到了雍正十年（1732 年间），李卫任直隶总督时，上书加修“民绘” o乾隆至道光年间，都非常注 重运河的防洪，几次对运河“裁弯取直”，在原来“民塢”的基础上，不断加 固和抬高堤防。

对于现存郑口段的古柳林地段，郑口的人们把河道的“S”弯视为老子的 太极图，把它看作是“人和吉祥”的象征（下页图3—36） o所以，在几次的 裁弯取直中，都被百姓拦下。可对于这段河道的防洪，却倾尽了百姓的心智和 汗水。也引起雍正皇帝的赞许。

中原地区的人们和洪水搏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鳏禹父子。在长期抵御洪 水的过程中，人们创造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土帚”就是其中的一种。 “端”，《辞海》中这样诠释：护岸和堵口时常用的构件，多用秸料（如 高粱秸）、苇料（如芦苇）代替梢料编扎，而秸料中的稻草、麦秸或苇料均需 用土填压，一层料一层土累积而成。但高粱秸和芦苇，质轻易朽，且受压后易

沉陷，每年需培修，三五年后还要重换。  雍正计-一年（ 1733年），雍正皇帝南巡察访新政落实情况。时值汛期。龙 船沿运河南下，雍正在河岸上巡查。发现了郑口百姓的“龙尾端”-过后，随即昭告天下，在充分肯定故城百姓“龙尾塢”的同时，把“龙尾塢”的大小作 出规制，每长十丈、高一尺，用柳十八束，苇柴十八束。

这就给故城的官员出了一道难题。为确保“龙尾境”在形式上好上加好， 需要大量的柳树。可怎么确保这些柳树成片种植并且政府随时可以使用呢？ 到了道光年间，武城知县厉秀芳⑴7〕终于摸索出一套好办法。正如《武城民 堆种柳记》［闻碑所记“偶用防险即径取挂岸，可无远伐之劳。土与根附不致冲 卸，可泯决口之虞。间遇冲决树木排列，可省桩木之费”。

通过勘察，清末、民国运河古道，今运河流径（见355页图3—36）,对 比史料得知： 植柳之议，起于清道光二^一年（1841年），一经提出，民众积极响应， “民乃忻然信从，不旬曰遍堤植柳”6216株。 植柳的时段系郑口附近河决、河漫的频繁期。卫运河如果没有漳河的加入， 一般不会形成决口，当全漳入卫后，卫河决口成了 “家常饭”，所以才搞了四 女寺减河、恩县行洪区等，这都是后话。

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漳河于成安建坝筑堤，自此这一支（卫河） 成为漳河主流而基本定局。以后历经嘉庆、道光、同治、光绪等朝代，漳河又 多次决口和改道，均在南道范围之内”［阿。因全漳入运，运河水量骤增，运河 在故、武没有官堤，而是民绘，高低、宽窄不一，乾隆到道光的70年间经常决口。查，植柳后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附近运河决口有5次［⑷］,4次的决 漫地点均在郑口街、市、码头附近不宜植柳处。

民国六年（1917年）和二^一年（1923年）有两次对郑口附近运河裁弯取 直的动议，终因筹款不易而搁浅。终于在1947年冀南区组织裁弯成功，本年春 “枣强县出动8200人，用工日6.56万个”，“麦收后故城县出动4280人，用工日3万个”［凹。重点是果子口、郑口直弯与修堤，修挑水坝。对民堆所植柳 树（下称：柳林）的挖刨是致命的，但仍然保住了果子口至今郑口大桥未裁弯 处大堤的部分柳林。到1949年基本无柳林防汛，所以有记载说，到全县各地购

置“1600棵”大桩木用于防汛。

因根治海河的需要，1973年后东岸大堤全部东移，运河行洪区的拓宽展平, 残存的古柳再次被刨挖，到1975年“卫运河滩地清障”时“在堤脚30米外清 树障21.2万株”［⑷，柳林因县民的坚续下得以留存。 故运河大桥西南运河转弯处柳林应为道光二^一年（1841年）所植。残存 不多的古柳林（图3—37）来述说着知县厉秀芳植柳护堤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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