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口探源》明朝迁民对郑家渡口的影响 郝金龙 叶景涛 宋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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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迁民对郑家渡口的影响

明初原故城县有两个区域仍有土著居民,西北部:故城西部的田村到三朗 的清凉江沿线,高才、大杏基、鹿豕、獐鹿、南林子、太子营、窦堡店。江江 河西,北宋庆历黄河影响和在元、明战争中骚扰相对较轻;东南部:青罕东北 到北官庄、牛卧庄到高邮务以东故城、小屯、夏庄,未受北宋黄河淤积,除袁 庄洼和琵琶湾外仍有土著居民。明初移民前就有部分军人带家眷以“军屯”的 方式进驻故城,以土著居民外围的优质土地为主,军屯的管理方式以千户营或 千户所为主,尚未以“卫”、“所”、“屯”的方式管理。如以“千户庄”为 中心的潘屯、宇屯、申家屯、张家屯、崔屯,诸“军屯”,高才、东祥屯(今 杨福屯、烧盆屯)等移民屯,仍未选择郑口附近。

洪武九年( 1376年)以后或 有迁民奉诏来此,也以土著居民的村和有“军屯”处定居,但定居的数量也不 多。以临近的武城县:“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户522, 3020;永乐十年(1412 年)户2470, 13788”,到“嘉靖二-一年(1542年)户2884, 口28230”

⑸]和枣强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本县居民7731人。至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已有5万余人”[⑸】。而故城县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在册民数 800户,时故城县8里(乡),计880户,畸零210”,以此来看,临近县份人口增长多来自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而故城县则属例外,几乎明朝的前200 年,人口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至万历以还,生齿日庶。”[⑴]到明万历四十 年(1614年)后,人口才真正增加,可能与本县设置了 “劝农”机构有关,显 然不再会是奉诏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老鹊窝”人了!那些新编家谱中攀附 “洪武” “永乐” “洪洞大槐树”之举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到永乐年以后,明朝的“卫所”制度逐渐趋于完善,一直从明初到清末都 占籍故城县的正卫右所[山](故城镇沿运河诸屯)、正卫后所〔1旳(里老诸屯)、左卫右所[疏](运西原武城诸屯)的军屯中确有明初移民,但是到明中期以后, 正如《嘉靖武城县志》所言:“乡为土民,屯为迁民,洪武初制则然,今无辨 矣。”小7也分不清哪是迁民哪是土民了,今天有些居民当属军户的后裔,当时 不算故城籍而属卫籍。

以明迁民的情况来看,在明前期郑家口运河以北仍是人户寥寥,据道光《武 城县志》堤口、徐庄归武城县兀兰屯管辖,果子口、郑镇口、甘泉属唐留屯管 辖,坛村、刘孝子、青罕、唐留街属唐留屯代管,一直到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都是如此。尽管郑口在明代已是闻名遐迩的重要码头,但管辖权仍属武城 县。

据《故城县志》零星事件和有关“艺文”记载判断,前沙岗村南在明中期 属无人区,鹿豕孙绪(1500年在世)家族就以此地为“别业”(家族主业以外 的土地),当属故城县。明末时的沈嘉与周承芳和秘允锡等,在大马庄秘祥甫 的宅第中“树坛”(可能是建立学社之类),亦在故城管辖区内,其中秘允锡 (? —1642年)的祖上来自通州(应是洪武年大槐树迁居京东)里儿寺,在五 户村居约百年,爷爷秘心正(字左泉)始,自五户村迁到郑镇。经此,.推算五 户村秘氏应自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迁来故城附籍,万历年间迁居郑镇。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后县境人口增长应该是确定的,郑口外围村庄也就在 此后陆续迁入。

郑家口在运河两岸形成繁华的码头、港口、街市,但人员组成多为流动人 口,并不是以农业为主要营生,而是以港口、商业、货物搬运、倒运等与贸易 有关的工商户为主。他们并不以土地优劣而生存,并不关心是山东还是河北, 是故城还是武城,所以也不用附籍。在运河两侧寄居,形成以运河为中轴、以 郑家口为中心的居民区。“河东(或称河圈)”属武城,有唐留屯管辖,而“河 西”属“山高皇帝远”的自由区域,估计很快就形成比河东更大的居民区,河东、河西共同组成“郑镇”,与运河沿线的德州、武城、临清一样,河东、河 西共处一城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