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县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1(1942年-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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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九”铁壁合围以后,日寇又到处修炮楼、安据点。一九四三年初,故城县的敌据点已多达二十多个,计有故城、青罕、郑口、红庙、赵长林、陈田村、白佛寺、饮马河、三朗、北痒鹿、董故庄、京村、陆黄村、大坛村、辛庄、小马坊、夏庄、小屯、十里铺。武城县运西的敌据点也达到二十多个,其中较大的有:饶阳店、刘堂、武官寨、何刘屯、河西街、要庄、军屯、十二里庄、双屯、草寺、西里屯、瓦子庄、五房头等。真是三里一个炮楼,十里一个据点。公路纵横交错全县炮楼林立,两县 日伪军也由原来的二千余人增加到五千余人。对根据地的扫荡、清乡亦越来越加频繁,日伪军肆 无 忌 弹,到 处抢杀掠夺,活动十分猖狂。两县百分之 九 十 以 上的 村庄被敌 人控制,使我县的 抗日活动越来越加困难。

“四·二九”铁壁合围以后,武城县游击大队很快转移到了清河县张宽村进行修整。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在该村召开了支部会议,吸收了部分列席人员。参加会议的有张宝山、王亚林、刘振亚、王丙银、宋风珂、高庆生等。会上对今后如何活动进行了讨论,由于大家意见分歧,没有取得统一意见。这时,居心巨测的王丙银提出:“为了缩小目标,建议把枪“插起来”( 即把枪暂时埋在地下 ),副大队长张宝山和部分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在副政委王亚林带部分战士去军分区反映情况的当天晚上,把枪以排为单位的分别埋在了王里村和东张宽。此后,游击队由于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又加形势越来越紧张,二十多名战士开了小差。宋风苛利用舅父( 清河县伪军大队长 )关系,伙同王丙银跑到军营炮楼,投降了敌人,并带敌人起走了部分枪枝。

针对这种情况,军分区派组织科长孙谦与王新同志一块来县整顿游击大队,挖出枪枝,重新武装起来因“插枪”问题遭受了部分损失,撤销了副大队长张宝山的职务,王亚林等许多同志也受到了批评。上级决定大队副由杨广义同志来代替。

叛交投敌的宋风苛、王丙银因受到敌人的怀疑,不久被敌人当奸细枪毙了。后来,副大队长张宝山受处分问题经过甄别,重新恢复了副大队长职务,受到重用。

武城县游击大队整顿后,战斗力显著增强,在极其恶劣的 环境里经常神出鬼没、袭击敌人。为此,驻武城的日寇头 目中居少佐和伪县长吴寄朴十分恼怒,他们秘密策划,广布特务,到处寻找基干连的行踪,悬赏巨款捉拿杨广义、戚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伪特务分子刘年方发现县游击大队住在毛店村,就马上报告了武城伪县长吴寄朴和日寇驻禹城总团部山田司令。第二天凌晨山田就从禹城、武城、恩县纠集五百多名鬼子和八百名伪军,分四路包围了毛店。这天,副大队长杨广义到军分区开会,只有戚峰、大队特派员刘振亚、指导员林绍顺、连长戚平指挥队伍。他们发现敌情后带大队转移,从毛店出发,经过杨庄到达水波村北跳进了交通沟。在沟内行军不远,又发现前面有敌人包围过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让连长戚平带大部分人员沿交通沟向西南突围,副政委戚峰、指导员林绍顺带两个班留下掩护,经过激烈战斗,虽给敌人以大量杀伤,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负责掩护的副政委戚峰、指导员林绍顺、副排长戚光及十六名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使县游击大队又遭受了一次严重损失。水波战斗以后县委为游击大队副政委成峰等烈士在瓦子庄乡书村重地举行了追悼大会。

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日伪军对我故、武阿县党政军人员进行了反复围剿、残酷屠杀,欠下了累累血债! 故城县宣传部长管宁在董学被捕后,被鬼子带到杨梧茂村杀害。财政科长肖芹在河北召村因负伤被敌人逮捕后,在带往尹村的路上惨遭杀害。二、五区区委书记王群伍在董学被捕后,被押送到东北本溪煤矿当劳工。八月二十六日逃回故城。武城运西二区区委书记李恒、五区区长赵杰民、六区区长肖平都曾先后被敌人逮捕,公安局长刘钧在大夫屯工作时被包围,突围时牺牲。三区区长张英在王行仗附近被敌人第二次逮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这两年内,武城县四区区中队曾两次被敌包围,几乎全军覆没。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的书村战斗,四十七名指战员牺牲了四十四人。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份北仁庄战斗,五十多名指战员,牺牲了四十多名。

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清剿,使故武两县的抗日斗争活动处于最困难时期。

——选自《中共故城县党史1937-1949》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