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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卫运河与京杭大运河贯通以来，“故城 山川之灵日新，景物之盛日倍，节孝之行日多，文明之化日盛”。 各地商人在故城长期居住和经营，带来了南北各地许多新的经营理念、坐产技术和生活习惯，使故城人的民间信仰、风俗习尚、文化 教育等多方面各地文化的精华，呈现出斑斓多姿、丰富多彩文化内 涵，从而形成了故城人特有的商业文化、市井文化、民俗文化。
信仰禁忌
故城民间历来信奉佛教，境内有白塔（传说隋末农 民起义领袖高士达曾在此居住，早圮：！、普明塔〔在小马坊村，上 世纪修建军事机场时拆除一一作者注〉、庆林寺塔〔原属武城县， 在饶阳店镇，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一一作者注〉等佛教建筑。光绪年 间，仅今故城北半部即有各种庙宇71座，至今仍有许多村庄名字 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如：小庙、庙灵、红庙、白庙、军王庙、帝 君庙、关庙、赵庙、刘庙、时庙、马寺、骑马寺、湖心寺、白佛寺 等，可见当时佛教是多么兴盛！在众多神灵中，除了观音菩萨，在 老百姓心目中影响较大的还是关公和龙王。
说到对关公的崇拜，还是与山西移民和晋商的涌入有关。关羽 的浩然正气和赤诚忠贞之心，一直让人们把他看做品德最高尚的 人。作为关羽的山西老乡，他们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切盼能有个 有威有灵、公正信义的人保护自己。所以他们敬奉轻财仗义、有胆 有能的关公。前述杜家烟铺的先人即是在道光年间从山西黎城县辗 转来到故城。据说他身无分文，只随身携带着一尊关公像迁徙至郑 家口，可见山西人对关公的信仰之深。“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朋友相处，一是信义，二是轻财，尤其是一个“义”字，在外经商 的人最为看重，“买卖不成仁义在”。这种对关羽的依赖取得心理上 的安慰和平衡，他们把关羽奉做财神，把关羽供奉为会馆的主神。 在山西人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对关公顶礼膜拜,崇敬有加其威望超过了孔子，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不但在一些较大村庄修了许多关帝庙，而且家家都有大门影壁都有“关爷堂”，供奉关公像。在商人眼里，关公是财神;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关公成了门神，保佑一家平安。
旧时，谁家的影壁上没有“关爷堂”，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孔圣是读书人的事，而关圣则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关公还是雨神，除了春节祭祀以外，全年给关公上供的日子还有两次。一次是农历五月十三，传说是关公他那口青龙偃月刀的日子，民谚说:“五月十三，不下雨直干。”意思是说，五月十三这天如果是晴天，全年干旱;如果五月十三下了雨，则预示着全年雨水大。六月二十四是关公生日，这一天通常也好下雨。
龙王是治水之神,时刻处于运河洪水威胁之下的两岸人民不能不对龙王爷异常敬畏，因此修了许多龙王庙。但运河区域供奉的龙王不是海龙，而是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是对南宋时人谢绪的神化。谢绪是晋太傅谢安的后裔，金兵入主中原后，他看到国破家亡，十分痛心,“愤而不仕，隐居金龙山椒”。咸淳年，浙江闹灾荒，老百姓吃不上饭,他倾囊捐资,帮助老百姓度过饥荒,救活了许多人。金兵占领临安以后，不甘心做亡国奴，投江而死，尸体却不腐烂。老百姓为他建祠供率，因其在金龙山隐居，且兄弟排行第四，故此尊称为“金龙四大王”，久而久之，被奉为河神。每次治河保运的工程，朝廷都要祈求金龙四大王的底佑。据说，金龙四大王的化身是一条黄色的小蛇,防汛筑堤、疏浚河道的时候，如果发现这种蛇,人们都诚惶诚恐，燃纸焚香祷告，祈求平安。
金龙四大王随着运河漂流到故城，同样受到人们的尊崇。沿河一带村庄建了很多龙王庙,如重建于康熙七年的方堑屯金龙四大王庙、新建于道光二十五年的第八屯龙王庙等。汛期河水上涨的时候,祈求龙王保佑平安;天早的时候，把龙王抬出来暴晒，祈求降雨。我的家乡后排村，以前叫夏庄，包括赵行在内的五个自然村。这些村子濒临大运河，河道弯曲，经常在这儿决口，因此汛期一到，周围村庄的人都要来这儿下桩，加固堤防。因此叫“下桩”，天长日久，依谐音改称“夏庄”。夏庄附近邻近大堤下还有一个村子叫“寨子”，谐音“砦子”，俗称“五桩加一砦”，木“桩”再加上木“砦’当然更结实了。在赵行与前排、后排村中间，过去有一座龙王庙，颇具规模，曾经举办过庙会。故城民间有这样的习惯，各村都有土地庙，村里死了人孝子哭哭啼啼要去土地庙“报庙”。而我们这三个村，却去龙王庙“报庙”，把龙王看得比土地重。直至现在，这种习俗没有改变。
旧县志云:“贝、冀之间，俗尚邪鬼妖。”由佛教、道教引发故城人对鬼狐特别敬畏和迷信，流传着许多鬼狐的神奇故事，至今上岁数的人还都能说出一两个这样的故事。这些鬼狐在老百姓心目中大都是善良或惩治邪恶的象征。
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次提到流传在故城的鬼狐故事，说明这种民间文化的普及与流行。“故城刁飞万言:其乡有与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谇之。狐女泣涕曰:'舅姑见逐，义难抗拒。但子未离乳，当且携去耳。越两岁余，忽抱子诣其父曰:'儿已长，今还汝。其父尊父母戒，掉首不与语，狐女太息抱之去。”这真是一个人间悲剧!纪晓岚赞美“此狐殊有人理”，她懂得抚育儿女，懂得爱情，而有些人却丧尽天良，连自己的骨肉也不相认,“非人非妖”，鞭挞了那些假充正经，实则禽兽不如的伪君子。
他还写了“故城刁飞万”讲的两则故事，一是说狐狸精讥讽夸夸其谈的书呆子习气，一是说劝人早点向善，莫留后悔到死时的道理。“一村有二塾师，雨后同步至土神祠。踞砌对谈，移时未去。祠前地净如掌，忽见坌起似字迹。共起视之则泥土杖画十六字曰:'不趁凉爽，自课生徒;人书馆，不亦愧乎!’盖祠无居人，狐据其中，怪二人久聒也。”有一个村庄的两位私塾先生，下过大雨后结伴去土地庙闲聊侃大山。二人正襟危坐，高谈阔论，啦得没边没沿，过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去的意思。忽然祠前一块空地上隆起土来，好像有人写字。俩人站起来观看，只见一根树枝写的是“不趁着凉爽赶紧回去教授学生(而在这里空谈);把学堂管理的如此混乱，不觉得惭愧吗?’他们知道这个土地庙里没人居住，一定是狐仙嫌他们在这里呆的久了，才如此教训。我们不知道这二位先生当时的表情怎样,但刁飞万先生却也发出这样的感叹:“随手成文，即四言叶韵，我愧此狐。”刁飞万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书生最有胆，每求见鬼不可得。一夕，雨月明，命小奴携罂酒诣丛冢间，四顾呼曰:'良夜独游，殊为寂寞。泉下诸友，有肯来共酌者乎?’俄见磷火莹莹，出没草际。再呼之，呜鸣，相距丈许，皆止不进。数其影约十余。以巨杯挹酒洒之，皆俯嗅其气有一鬼称酒绝佳，请再赐。因且酒且问曰:'公等何故不轮回?曰:'善根在者转生矣，恶贯盈者坠狱矣。我辈十三人，罪根未满，待轮回者四;业报沉沦,不得轮回者九也。问:何不忏悔求解脱?曰:'忏悔须及未死时，死后无着力处矣。’洒酒既尽，举墨视之各踉跄去。中一鬼回首叮咛曰:"饿鬼得饫壶觞，无以报德。仅以一语奉赠，忏悔须及未死时也。”这些鬼魂生前做了错事，死后后悔也来不及了，是多么的悲哀啊!他们以深刻的教训，谆谆嘱咐生者,“善根在者转生矣，恶贯盈者坠狱矣”,“忏悔须及未死时也”!
纪晓岚记述的这些流传在故城的逸闻趣事,当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心态的一种真实记录,惟妙惟肖的勾画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与价值观。这些鬼狐故事一方面说明了故城民间信仰的多元化，一方面对老百姓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崇拜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双屯村(旧称双冢屯)还为狐仙行善助人的传说津津乐道，并且村外的两个大土丘(传说是狐仙居所)香火不断。
故城沿河人民的禁忌与运河紧密相关。盛饭、茶最忌酒汤，认为是河水漫堤的不祥之兆。因此素有“茶斟七分满,饭盛八分碗的说法。故城人最忌讳的是整鱼，俗称“王八”。大概整鱼喜欢在河岸浅水处栖窝，河水暴涨时很容易形成管涌，造成河堤溃决，因此老百姓深恶痛绝，将其视为不祥之物。在故城，骂人最狠的话就是“混账王八蛋”、“王八蛋操的”!大人骂孩子是“王八羔子”、“王八的孙子”，不孝之子咒骂老人是“老不死的，活成王八精了!”老婆“红杏出墙”，男人便被人耻笑为“活王八”。至于“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柳条串王八---色货”,“王八吃秤砣-一铁了心”,“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河老八”等带有贬义的歇后语和俚语俯首可拾。“出水来朝阳晒盖，驮石碑力大无穷”，这是对王八的真实写照。人们在坟前、庙中立石碑时，把石碑压在“王八”身上，意思就是镇着它不允许四处走动作恶。传说，农历六月二十三是王八生日，民谚有“淹不淹，单看六月二十三”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这一天下雨，那就预示着秋季河水大，有决口的危险;如是睛天，那雨水就小，河水也少，安全度汛。
伦理理念
故城卫运河与济宁大运河贯通，且距离很近，水上交通十分便利。济宁是孔孟之乡，因此儒学与孔孟之道对故城影响甚大。忠孝节悌，礼义廉耻，历来被作为为人处事的标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清洁的象征。喝运河水长大的故城人，具有耿介忠直、勤勉朴实的特性、特质。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故城出过很多廉吏。如成化辛丑进士、湖广道监察御史李咨，曾经在襄陵、益都、丹徒等县为官，皆清白有惠爱。特别是在襄陵任知县时，正值瘟疫爆发，百姓死者无数，苦不堪言。李咨捐出自己的俸银，设粥棚，买药物，使上万人得到救治。他为官一生，却囊中羞涩，家里贫穷得死后竞连棺材都买不起，由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买棺殓葬。明兵工科给事中王励，为官甘于清贫，唯一的一处宅院，“环堵萧然，不蔽风雨”。正统初年，他出使藩府，有几个随行者打算去他家探望他的母亲，可是家中却坐不开客人，寒酸得无法招待。县令听说了，赶紧为他修茸客厅。王励变了脸色，严肃地说:“我自己穷惯了，把它看成平常事，中没能祸害老百姓的财物为我做事呢?我要把此事写报告告诉皇上!”县令吓坏了，急忙停止了施工。王励这才转怒为喜。
还有清石浦厅海防同知秘云书，咸丰辛酉间，发生了粤匪之变，他从军剿贼，出生入死，临危不惧，收复了上。之后又先后至山阴、会稽、钱塘、仁和、萧山、鄞县等地任职。这些地方都是被粤匪侵扰过的重灾区。秘云书不遗余力，匡救灾黎，歼除余孽，稳定了局势，使老百姓安家乐业。他常说:“官多尽一分心，民即多受一分福。”他以“积德累仁”自勉，把为民做好事视为“份中事，身家不暇计也”。在浙江为官三十年,“而囊中不名一钱”，以致他死后因为没有路费灵柩不能回归故里，浙江老百姓至今想着他的好处。这样的廉吏还有很多，篇幅关系，不便述为官如此，做普通百姓也是如。尊卑长幼，男女有别，礼法非常严格。同姓长辈与晚辈之间不能开玩笑，更不能吵闹。男女之间界限分明，更是不能随便嬉笑言谈，行为不能越轨。父母生前要尽孝，如果某人对老人不孝，便被人瞧不起，甚至连媳妇也说不上，“百善孝为先”的意识在故城人心中是很浓的，至今有些村名“刘孝子”、“刁孝子”、“孝兰”等还反映出这种意识。父母死后，安葬隆重但不奢华。故城地瘠民穷，讲求生前厚养，死后薄葬。从目今挖掘的一些古墓来看，随葬品少之又少，大都是几个陶瓷之类的盆碗，很少金银玉器。“棺椁衣衾，大率归厚”，报庙、守灵、入殓避丧、摔盆、戴孝、打幡、焚香、摆供、烧纸、送山……，程序繁琐，一般要折腾三、五天方能出殡，长的七天，曰“排七”。期间,“妇子皆不饮酒食肉”。安葬后，还要烧三期，烧五期，烧百天除了忌日，春节、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都要上坟祭奠。现在提倡火化，礼仪减少了许多，但许多旧俗依然沿袭下来。
女人除了孝道，还必须守节，向有“好马不配双重鞍，好女不嫁二夫男”的说法。即男人死了不能再嫁，要守一辈子寡，否则便被认为大逆不道,“败俗渎礼”。旧时对烈女节妇看得很重，为她们立牌坊、挂匾，大肆旌扬。
明清两朝，《故城县志》上仅今故城北半部有姓名的“忠贞烈女”就有291人。刘若兰的丈夫离家，一去十多年没有音讯。有一富室看中她的姿色，欲出重礼纳聘。刘若兰至死不从，自缢身亡:扈氏“十六岁守节，志坚操洁”，她把儿子抚养大后，儿子不幸天亡，儿媳李氏“孝养扈氏，不他适”，为表彰一门寡妇的贞节，朝廷为其立“姑妇双节”牌坊;王氏“夫卒，年方十六，誓不他适，孝事姑”;韩氏“夫故，年十九，子女俱无，坚持节操”，张田村柴氏结婚两个月，丈夫即死去，她一直未嫁，受到皇帝旌表……当然，这 291人只是其中的“英模人物”其榜上无名者还多得是。这真是旧时中国妇女的一部辛酸史!现在,这种从一而终的现象很少了，但人们的“正统”观念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前些时，我在一位博友的博客中了解到，这位博友原在广州，丈夫病故后，她的儿子不止一次的劝她“该找个男人靠一靠了”甚至主张去找个“老外”。果然，这位母亲嫁到了澳大利亚，生活得很好。我感到十分惊讶，儿子居然鼓动母亲再!便说，你们那儿真开放!这位博友回话反问，这有什么呢，难道你们那儿不是这样吗?我会肯定的说，绝对不会是这样!在故城，已婚女人再，特别是子女已大的女人，阻力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因为，子女有个面子问题。倘若母亲再嫁，便会被人认为是儿女不孝，有“待”或“遗弃”老人之嫌。
旧时，故城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她们不仅要相夫教子，侍候公婆，还要下地干活，是家庭的重要劳力。这和江南女子足不出户，不外出劳动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时兴“小女婿，大媳妇”。愈是富足人家，娶得媳妇愈小，相差五、六岁正常，多者相差十几岁。其原因就是把妇女当做劳动力买进解决家庭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文化活动
河运不但繁荣了故城经济，而且还极大的丰富了文化娱乐活动。无论是水上的船商、上岸的纤夫，还是陆地的客商，他们赚钱都很辛苦，业余时间需要娱乐，需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刺激。投其所好，故城的文化娱乐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
除了一些大集镇举办庙会流动性的临时演出以外，很早之前，沿河城镇故城、郑口、河西街(今建国镇)即有戏园子，常规性的接待各地戏班前来演出。受南北文化的影响，故城兼容并蓄，流行着多种戏剧曲艺种类，比较常见的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吕剧、四根弦、歌剧及西河大鼓、河南坠子等评书。故城人喜欢看戏，更懂戏，一般剧团来故城演出很难叫好。很早，故城即有了黄毛科班。黄毛科班建立年代不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南猴王”郑长泰、郑发祥父子担纲主演，至道光年间已经很有名气了。
另外，始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三朗镇河北子剧团、乾隆末年成立的盐厂大秧歌坊、组建于光绪年间的高小营四根弦三合班以及创立于 20 世纪初的故城镇京剧班，排演了《闹天宫》、《水帘洞》、《战长沙》、《坐宫》、《武家坡》、《回荆州》、《南北和》、《拾玉镯》等多出剧目。除了演出成本大戏，一些戏班还能自编自演一些带有浓重地方色彩的剧目。如五大院的子弟班(也叫乱弹班)即根据当地发生的真人真事自编剧本，排演了《大闹葛家楼》。这些剧团不仅在当地演出，还巡回于故城、武城、临清、枣强、南宫、巨鹿、广宗、献县、济南、保定、北京等地。解放后，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家洪雪飞、高玉倩、刘长瑜、杨秋玲、裴艳玲、孙岳、钱浩亮、六小龄童以及评剧演员刘秀荣、河北梆子演员田春鸟等都来故城演出过。
除了戏剧,故城人逢年过节和农闲时节还自发组织乡村文艺活动，喜爱扭秧歌、踩高跷、打花棍、舞狮子、耍龙灯、玩早船、插架鼓等等。其中武官寨的架鼓，故城镇的龙灯，建国镇的高跷，高小营的地秧歌，头屯的中帆花船，帝君庙的狮子舞，杨梧茂的花棍最为出名。
故城人还有一项最喜欢的活动是听评书，俗称“大鼓书”，把鼓书艺人叫做“说书的”。城镇的书场一般设在茶馆，而乡村的则多半在场院里。每年七月农活儿“挂锄”以后，有条件的村就请来“说书的”，晚上在大场院点上灯，附近村庄男女老少都来听，把场院挤得满满的。“说书的”连说带唱，声情并茂，一部《五女征唐传》能连续说上一个月!我小时和许许多多的书迷一样，听上了瘾，常常是在这村听了再去那村接着听，每晚听到夜闹才散。
武风炽烈
清朝时，郑口“有营有汛”“营”是武装作战部队编制，长官叫“把总”;“汛”是管理守卫运河的兵丁，长官叫“千总”。康熙年故城有“把总一员，马战兵十名，守兵三十九名”;故城汛有“千总一员，马兵六名，守兵四十一名”。道光元年(1767年)在郑家口设营，“游击一员，把总一员，额外外委一员，马兵二十名，大饷步兵十四名，小饷步兵二十三名，守兵七十名，官马八匹，营马十一匹”。另设一满营,“城守尉一员，佐领六员，防御六员，骁骑校六员，甲兵六百名”。一个几千人的城镇，居然驻扎六百多兵马，实在堪称兵营了。我们想见，那时郑家口的三道街上大概抬头就能看到穿军装的。这些兵丁，平时不打仗，必然是泡酒馆，串民巷，搞不好就会对老百姓动动拳脚。在这种兵痞风气的影响下，故城民间习武之风也开始盛行起来，到处开武场，授徒传艺,比较普及的是“形意拳”、“六合拳”和“功力拳”。
清时，故城流行“一炷香”、“八卦教”、“离卦教”等会道门组织。“一炷香”以儒家伦理为说教内容，同时还吸收道教气功修炼方法，对人民没有造成多大危害。嘉庆十八年(1813年)八卦教传入故城。八卦教头目冯克善“以运气治病，教拳棒，往来故城，煽惑日众愚民苦胥吏者争附焉"。不但普通老百姓信服，连一些小官吏也纷纷入教,势力之大可知。是年十一月冯克善在献县被拿获故城也开始搜捕余党，将其在故城发展的骨干分子霍云房、宋八胡子、李三横等斩首。
离卦教是八卦教的分支，文场练气功，武场习拳棒。故城“离卦教”的首领叫大贵和尚，自称是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师弟。离卦教的传徒入教仪式非常神秘，一般在夜深人静时，去偏僻的地方，点上三炷香，供上三杯水，入教者拿出150文“根基钱”，到香前面跪拜，诵念:“请圣如来，接圣如来，入教弟子某人投离卦透天真人郜老爷会下。”然后紧闭四门(耳、眼、口、鼻)，默念咒语数十句，再立誓:“依正弟子改邪归正，归顺于礼。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算是正式入教。教徒每天早午晚要三次礼拜太阳，朝太阳吸三口气，把唾沫咽下。
故城人尚武的另一个原因,与清末兴起的义和拳运动有密切关系。义和拳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打着“扶清灭洋”旗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以“演习拳脚”作为结社形式，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味成分。光绪年间，以任寡妇为首领的义和拳，在何刘屯、十二里庄、胡官屯、瓦子庄、梁庄建立了“红灯照”组织，专事对抗“洋人洋教”。后来，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义和团“所至之处，……父兄莫可拴束、妻子不能阻拦”一时势力很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二十至二十四日义和团千余众攻打十二里庄天主教堂，连续5天相持不下，最后在官府的协助下夹击团民，义和团被迫撤离渡过运河。
义和拳在故城影响很大，对民间习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郎南镇的尹良玉(1885--1930)即是其中佼佼者。尹良玉自幼酷爱武功，练就了一身轻功，能蹿房越脊，尤其是一手梅花举堪称天下无敌。他曾在家乡办过武术子弟班，培训了一些青年武徒。从军以后，在北平南苑任军队武术教官，他善使梅花绊摔跤，打败无数对手，曾获全国摔跤武术比赛冠军。他的武功连外国人也非常赏识，后来聘请他做过外国使馆的武术教师。
老百姓把习武叫做“练架子”。旧时，我的家乡夏庄(今前排、后排、东排、西排、赵行、西夏庄、芦庄、寨子等8个自然村)每个村都有练架子的，因此强人多，外乡人至此甚是胆怵，历来被视为雁过拔翎之地。其中西夏庄的功力拳最为出名，最为厉害。顾名思义，功力拳是一套增长功力的拳路，练习少林武术也向来是以功力拳作为练习“劲道”的途径。此套拳路，刚猛无比，直来直往，对于初练劲道的人来说，是一套最易入手的套路。西夏庄功力参掌门人张氏曾经做过保镖，教授出很多徒弟。至今，我们村还流传着许多功力拳的传说。张家不要说是男人，即是妇道人家武功也十分了得。传说张氏的婆娘抢起三节棍来，从里屋打到堂屋，从堂屋打到院子，再打到街上，经过宽窄门口至少3道，三节棍不能碰门框一下。有一次张氏外出，老婆正坐月子，土匪欺他无人，围了院子。张夫人听见院子里有动静，不慌不忙起了炕，又腰往院子里一站，说:“好汉爷，有种的来吧!”一个土匪不知道好歹，见她身体虚弱面无血色，扑了过来。张夫人一把手拽过，将其放在下夹住。又一个土匪刚上来，张夫人左手抓住:第三个上来，又伸右手抓住。她把两个人当武器抢起来，一步步向土匪们逼去。土匪们吓坏了，嗷嗷的叫着四散而逃。张夫人松了一口气，扔下两个半死不活的土匪，再看胯下那一个，早被两腿夹死了!
武风炽烈一方面锻炼了人们的体魄，造就了一些热血青年，保家卫国:一方面生产出一些人渣，地痞流氓横行，土匪强盗猖，给老百姓带来灾难。朝鲜官员崔溥(明成化十三年进士)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济州，次年返程时船翻遇险，在浙江台州登陆，在我国逗留了5个多月。回国后他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了一本《漂海录》。书中记述,“当他们一行航行到距离德州约五六十里的故城时，遇到河中漂有三具尸体，天色已晚船停下来不再前行。”随船陪同的中国官员“傅荣解释说，这些都是盗贼所杀，'此方连年凶歌，相率为盗贼者多……又前路人烟稀少，盗多肆行，故不去也’”(《山东运河文化研究》)。可见，土匪在明代即有一定的“国际影响”。故此，旧志记述故城“民多豪黠,素称难治”。
特别是民国时期，内忧外患，治安混乱，土匪活动肆无忌惮。故城人把土匪称作“老缺”，他们绑票劫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土匪对绑架来的人票极狠毒。倘规定时间内不送赎金，即“撕票”。撕票手段无不残酷之极。如将人埋入土坑，仅露头部，再用铁镐猛击颅顶，因被埋的人血液压向头部，故血花脑浆冲出老高，称作“放天花”;将人用铁丝捆紧，上身浇煤油点火，称“点天灯”;将人装在麻袋里或绑上石头沉入河中，称“盖紫花被子”(因为河水浑浊，故土匪行话称“紫花被子”一一作者注)。民国时期，活动在今故城南半部的土匪头目有“张八”(张栋臣)、“李九”(李彩题)、“胖娃娃”(李俊兰),“板镢子”(姓名不详)、“高梁楂”(王化三)，北部有魏德仁、秘五秃子等，这些外地土匪与当地土匪相勾结，分别流窜于运河两岸县乡作案，其中胖娃娃自制了“龙虎铡”，草营百姓。习武之风同时使民风剽悍，打架斗殴现象屡见不鲜，常常为一件小事即争吵不休。故城人就像运河之水，有时看似平静，潺缓流弱，其实下面滚着漩涡，一旦溃决，怒不可遏。吃软不吃硬，“不附显要”，可以说是故城人的秉性。
重商重利
运河经济改变了故城人“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他们特别羡慕和赞赏晋商“钱多善贾”的经营方式。在明代以前，“士农工商"，为人最不齿的是商人。故城民风更是“矜尚名节,耻于苟营，不羞贫贱……小民务本力田，贫婆者多,间有素封之家皆由勤苦积累而成，非猎取三倍巧图致富者也。”那时故城老百姓过得真正是土里刨食的日子，绝大多数都很贫穷，即便有少数富裕户，也是靠勤俭持家积攒来的，并不是经商做买卖获取暴利发家致鬲。
“斯故者不容不革，革者不容不新。”这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本县著名学者夏维发出的感叹。4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即发出“革”“新”的呐喊，是多么的难能可贵!随着清朝漕运的兴起，那些埋首经史的儒生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或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或家徒四壁无以生存，也只好起而行加入经商的行列。许多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最先“下海”富了起来，人们把这些人叫做儒商。如五大院葛家即属于这种类型。他们从扬州前来，以南方人特有的精明开设盐厂，赚了大把的银子，广置田产，成为五大院其中的一院--葛家院。
这些商业精英又带动老百姓更新了观念，“构成贸易通功市，写出生平辐辏图”，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买卖人。打锅饼的、烙火烧的、熏烧鸡的、浆子馃子老豆腐到处摆摊售卖。另外，在三条大街和码头上，都有些行走叫卖的小商贩。《儿女英雄传》写德州一带的繁华情况说:“那运河的风气，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妇赶到岸边，提个篮作装些零星东西来卖，如麻绳、棉线、零布带子，以及鸡蛋、烧酒、豆腐干、小鱼子之类都有，也为图些微利。”我幼时的印象中，郑家口的情况大体也是这样。
故城人逐渐懂得通过加工制作的产品远比出售原材料值钱,于是出现了一些油坊、轧花坊、粉坊、豆腐坊、酿酒坊、馍馍坊、绳铺等手工作坊。家庭纺织业更是普及到千家万户。“故邑…女嫁自衣有余，布亦许自给。故女红针织最勤，长夜纺车，轧轧比户”由于棉花种植多，除了自己穿的，尚有剩余，家家户户纺线织布去集市出售，就连老太太也会抱布求售，以赚蝇头。解放前，我外祖母家人多劳力少，为了糊口，她让女眷们把生产的棉花纺成线织成布，自己踮着小脚带着布匹去张家口卖，卖掉布然后再籴回小米，日子过得虽然艰辛，却也没饿死人。
清光绪年间，梧茂等村为了解决工作场地问题,甚至集体挖了一些地容子,利用冬闲或夜晚时间,进里面“男纺女织”。运河行船缆绳需要量大，因此绳铺便应运而生。加之故城生产有充裕的棉花、青麻等原料和纺线技术，打出的麻绳粗细适度，坚固耐用，深受消费者欢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闻名长江以北的钢丝绳制造业“金宝集团”即是在麻绳铺的基础上创建的。
老百姓以赢利为目的，把赚来的钱投入简单再生产。在故城既少见山西大院那样的府邸，又没有江南水乡那样的粉墙黛瓦。过去，故城有句俗话:“与你有冤有仇，才劝你修瓦房盖楼。”意思是说，不能把钱都投在基建上，把活钱变死钱。我们的先人十分明白“家有广厦千间，不过夜宿七尺”的道理。故此，即便有钱的人也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不搞表面浮华的房屋宅院建设，而是把辛苦积攒起来的资金用于放贷、置买田地和生产资料，不断滚雪球，发展再生产。故城县的民居多是土坯或黄土砌垒，屋顶似拱形桥面覆盖秫秸、麦秸，抹上一层黄泥，俗称“老檐出头”，十三棂子窗户,不加任何修饰的木板门。故城人的建房理念是结实、实用，绝无华丽的雕刻装饰。即使富有的人家，也多半是砖坯结构的墙面，里生外熟，布瓦挂顶，门窗花棂稍有雕饰，但绝无江南与山西民居的华美。
民习奢华
康熙年间故城知县宋尔祁指出:“惟宜民端，在乎通便。”旧县志记载故城民风隋时“人性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学而伤于迟重”，即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好学但动作迟缓，反应迟钝，不灵敏。宋时“人性质厚少文，多专经术，大率气勇尚义好为强忮”。这个时期的故城人敦厚诚实，学习文化的少，精通某一方面技术的多，大都性勇烈，讲义气，但妒心比较强。之后历代都对故城人有不同的评价，“人多贵德，俗皆朴”，“民厚俗朴固称易治”。《山东通志》则说今故城南半部“小民以蚕绩耕稼为业，风奉法远罪，俗在刚柔之间”。然而到了清朝,“邑当水陆孔道，冠盖往米，商民杂处，故乡村与城市华朴稍殊”，县城与郑家口镇与农村的差别渐渐拉大，开始变得奢华起来。
自漕运以来，南北客货川流，物流周转频繁，不仅郑家口这样的较大城镇有了“小天津卫”之称,就连沿河一些村庄也日益繁华,打破了“小民务本力田”的宁静。如我的家乡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去南北二京，就数着我们五夏庄(今赵行一带8个村庄--作者注)”的民谣。
南来北往的商船，船商“丽裾丰膽”，把江南的丝绸、天津的洋布拉到这里，怎不让人艳羡?于是人们的穿戴格外时尚。直至1980年代初期，故城人去衡水出差办事，走在大街上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穿的时髦、光鲜。一方面,这是受德州繁华市场的辐射:一方面，与故城人的生活消费观念有直接关系。自古以来，运河两岸水土肥美，适宜种植棉花，家庭纺织业即很发达。唧唧复唧唧，家家机杼声。女人们在织布机上能自己设计出十几种图案，赤橙黄绿青蓝紫，织出的布匹像一匹匹彩练，深受人们的喜爱。穿着讲究爱美，爱穿，注重仪表，已经成为故城人的风气。男人长袍马褂，女人穿绣花衣、绣花鞋，搽胭脂抹粉，戴金银首饰成为时尚。即便穷苦人，出门走亲访友、赶集上店或有重大活动，哪怕自己没有也要借身像样的衣裳，衣着邋遢会为人不齿。
自古以来，故城的餐饮业即相当发达。过去，郑口卖水的、开茶馆的很多。座落在郑口南头始建于明崇祯年间的宝积庵本是一处古刹，社会贤达多来此品茶聊天，以茶会友，成为文人雅士荟萃之所，俗称“茶庵”。直到上世纪 60年代，郑口还有一些茶馆，花一毛钱沏一大壶水，管保喝个够。茶馆既是如同饭店酒馆一样的服务行业，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公共场所。茶馆里聚集着城镇居民尤其是闲暇无事之人，还有进城的农民和其他流动人口，也有不少洽谈生意的商人，一边品茶，一边聊天，可以听到各地的新闻趣事，成为信息中心。还有的茶馆兼有书场功能,人们一边喝茶，一边听书悠哉乐哉。久而久之,养成了喜好喝茶的习惯。即便有的喝不起茶往往也晾晒一些清明前后的柳叶或烧几颗大枣泡水代茶,用以招待客人。这种喝茶的习惯也与漕运文化有关。南来的船商不但将茶叶运到这里，开了许多茶店，而且还嗜好喝茶，起到示范作用。在故城，素有“喜喜酒闷茶腌臜烟”的说法，意思是人心情舒畅的时候喝酒，心情郁闷的时候喝茶，至于烟嘛，无论喜怒哀乐都可以抽，最没志气。那些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客商，为排除苦旅的寂和孤独，让“阿庆嫂”们沏上一壶茶，慢慢的品，愁绪都飘散在茶香里，释放在茶碱中……
沿河百姓尤其喜欢用河水泡茶。他们总结出井水水“硬”，泡出的茶水苦涩、杂质多;河水水软，用河水沏茶气味芬芳，甘冽爽口。
清代，故城境内有一封建迷信组织“在理教”，它要求其信徒不吃肉，不喝酒，但提倡喝茶，并且立了很多规矩，如斟茶时杯中只能七分满;招待客人壶嘴需冲正前方，既不能对着客人，也不能对着自己，更不能背向里面。倘壶嘴对着客人，表示对客人辱骂;对着自己，说明讨厌客人;壶嘴背过去，即是“逐客”的意思。文革时，郑口一开茶馆的说话口无遮拦，犯了政治禁忌，被当做“现行反革命”镇压，人们心有余悸，再也不敢来此是非之地，茶馆业日渐萧条，直至彻底消亡。现在的郑口，茶店不少，但茶馆仍然鲜见。
故城坐落在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上，适宜种植高粱、小麦、大豆等，而这些谷类作物正是酿酒的上好原料。这对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的保障。到明后期，民间酿酒、售酒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据我所知，民国时期，赵行财主赵国藩家就开着酒坊。酒坊也叫“烧锅”，明万历年间，武城县(今故城南半部)已经有了名牌--“菊酒”。清乾隆时期，邻近的德州酿制的罗氏酒和露酒，颇负盛名。与酿酒业的发达同步，故城人嗜酒善饮渐成风气。
故城人豪饮，喜欢喝酒，喝白酒，喝烈性的高梁酒，具有山东大汉的气质(故城南部本来旧属山东)。这一方面与酿酒业的产量与质量有关，一方面与其生存环境有关。运河两岸，时涝时早，朝不保夕的生活环境，使原本敦厚知礼的故城人变得劲悍难驯，艰苦的生活或许更需要酒的刺激来慰藉心灵。郑口作为重要码头，连接冀鲁两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朝廷多派军丁驻扎护堤防溃，其中有一部分是满蒙士兵。这些兵丁多粗犷放荡，酗酒狂饮，对当地居民嗜酒之风也起到了“烧火”“加油”作用。再有，就是南北船商、纤夫，长年累月行游在运河上，枯燥的水上生活让他们靠岸后扎进酒馆，以酒浇愁，以酒解愁，也加剧了嗜酒之风。“老乡遇老乡，见面喝四两”，成为时尚。逢年过节要喝，招待亲友要喝，盖房娶媳妇要喝，孩子生日娘满月要喝，做买卖谈生意要喝，甚至与人和事做调解也要喝。酒，渗入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日不酒，无事不酒。
故城人不但能喝豪酒，而且善劝酒，产生了特有的酒文化。过去喝酒离不开划拳行酒令，后来又时兴“杠子虫”，还有的行“螃蟹令”，一边说，一边用手在桌子上比划着:“螃蟹腿，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儿。哥俩好，喝一个:谁要不喝谁是这个(用手比作乌龟形状)!”带有明显的运河纤夫语言的色彩。酒场上鸣呀呐喊，声音嘈杂，一个个都是高嗓门儿，足以超过90分贝，远远听去，就像是在吵架。近些年喝酒比较文明了，划拳行令的很少，但又有了很多新规矩。如喝酒不再用酒盅,而是换了茶碗。宾主落座,不问酒量大小，先通干三杯，曰“三三见九(酒)”，然后，从主人开始依次主陪，再敬客人两杯，曰“哥俩好”。其实，这两杯也是探底，倘发现客人善饮，便选中目标，你敬我让，杯来盏去，巧舌如簧，轮番“轰炸”，不让客人喝高决不罢休。许多人来故城做客在酒桌上都是格外加着小心，绝不敢“大意失荆州”
豪饮之风带动了酒业发展。上世纪70年代，故城县酒厂出产的粮食酒“李仙醉”、“甘陵春”风靡江北各省市区,“甘陵春”曾被评为河北省优质酒和名牌商标，一时“洛阳纸贵"，一瓶难求。改革开放以后，不仅“甘陵春”依然宝刀未老，在激烈的竞争中稳稳立足于市场，而且又涌现出多家小型酒厂。
酒风和武风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故城人的豪爽和仗义,“燕赵悲歌慷慨之风宛然在焉”。诚实，仗义，淳厚是故城人的风格，同时，也养成了故城人急躁、刚武、好斗的性格总之，运河文化对故城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远的很难用这样一个篇幅来透彻的说明问题。我只是把历史串起来列举一些现象，让事实说话，力图让人们对故城知其一二。由于手头资料有限，文中有些事件可能有出路，在所难免，望知情者给予纠正、辨析。也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有些观点可能有些偏颇，只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展开批评、讨论。富瑞华)
注:文中引言除注明的以外，均引自新旧版《故城县志》。
